姜迎春：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发展的制度考量

发布日期：2024-09-19 18:23

来源类型：亦辰文旅 | 作者：三桥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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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迎春：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发展的制度考量

——兼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规律性

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不管世界历史多么复杂多变，它总是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在矛盾运动中产生了超越自身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科学认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总前提”，脱离这个“总前提”，就不可能整体把握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各种碎片化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会层出不穷。科学把握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个“总前提”，这个“总前提”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世界历史的演化史就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社会制度发展史，世界大国兴亡盛衰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和作用机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由兴到亡、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

一、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制度根源与历史趋势

世界大国是一个相对概念，也是一个综合概念，大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说一个国家是世界大国往往指的是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大，有些影响力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有些国家就自然地理而言难称大国，但这些国家却曾称霸世界。世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取代，世界强国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即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既是列强逐步形成的标志，又是列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的双重牵引下，帝国主义列强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角，它们成为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的统治者。直到现在，曾经横行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在消费近代殖民扩张带来的巨大红利。但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有些曾经的世界强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这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现象，看不见的发展规律起着决定作用。

（一）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基本动力源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

私人占有制的贪婪性和野蛮性在帝国主义阶段更加突出。列宁强调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战略家”只满足于从“强大”与“弱小”、“战争”与“和平”、“联合”与“分裂”来看待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对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的内在矛盾，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有能力治愈自己的一切疾患。

（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生产原料。

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基础原因和原始动力是争夺有限的生产原料，生产的和经济的原因始终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第一原因，“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坚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列宁还深刻指出，“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即使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生产原料及其产地的争夺仍然以新的方式进行，这是世界变革动荡的根源，也是各种新殖民主义理论产生的根源。

（三）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扩张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受到严重破坏。

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能够支配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政治独立性丧失殆尽，中华民族陷入沉重灾难之中，一个曾经的大国和强国成了任人宰割的迷途羔羊。

（四）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必然性：“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向前进”。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敏锐地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的产生，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历史机遇，“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列宁强调，“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带领人民群众成功推动了社会主义发展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人类社会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由兴到亡的深刻启示

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社会规律的作用过程始终离不开人类的主观因素，换句话说，社会规律的作用过程是客观与主观辩证互动的实践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性质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可能起积极作用，也可能起阻碍作用。苏联即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就同两种截然相反的主观能动性直接相关。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能动性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不变质。

（一）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容否定。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过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从否定“联共（布）党史”到否定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史，等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严重后果是多方面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遭到严重质疑和全面否定。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源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思潮。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政治使命。通过坚守和完成这个重大政治使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增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时候，列宁强调，“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向人民许诺自由、民主、平等，但是诺言总是变成谎言，“许了愿，但没有兑现。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私有制’。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可恶的‘尊重’。”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格局被打破。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二）失去了正确方向的“改革”葬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经过复杂而曲折，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不能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归咎于一个或几个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苏共内部的“关键少数”在历史悲剧中的关键作用，戈尔巴乔夫就是“关键少数”中的核心人物。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改革成了他确立“合法性”、塑造新形象的道具，到处强调“改革刻不容缓”“改革是人民的切身事业”。

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还经常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使很多人认为苏联的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确的。然而，这不过是戈尔巴乔夫使用的“障眼法”。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苏共乃至全国都一致认为，我们不应当在社会主义之外，而应当在我们制度的范围内寻找对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的答案，应当依靠人民的生动活泼的创造力，挖掘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和人的因素的潜力。西方有人不喜欢这一点。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出现所谓背离社会主义的东西，期待我们会崇拜资本主义和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我们从国外得到许多‘建议’，要我们今后怎么走和走向何方。还有各种各样挑拨性的广播节目，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其目的在于给我们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抹黑，离间党的领导同人民的关系。这种不光彩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选择和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主要问题上，人民和党是一致的。” 1987年2月13日，戈尔巴乔夫说，“从解决所有问题的角度看，一月全会的主要思想是发扬民主。既在经济中发扬民主，也在政治中及党内发扬民主。然而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扬民主。不是背离社会主义，而是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不是背离民主，而是要有更多的民主；不是背离社会主义道德，而是争取社会主义道德。这就是改革的实质”。1987年2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说，“要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在政治上受过锻炼，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经验。我们不是一盘散沙，不是带着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观从某个地方进入这个改革阶段，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几代人，我们的主要资本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那就应当把这个资本利用起来。大概，这是在今天最难得的机会了。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这样团结的社会”1987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经历过一场极其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迅速改变了我国和世界事态发展的进程，给人类命运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我们积累了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丰富的、各种各样的和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的经验，应当经常运用这些经验，象列宁那样学习，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不是背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而是通过改革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我们不是背着民主的方向走，而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朝着发扬民主的方向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按自己的标准解释改革的目的，并企图混到改革中来。必须看到这一切。但是，我们并没有由于意识形态敌人施展阴谋而放弃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我们坚定地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并且决不离开这条道路。”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豪言壮语”和“郑重许诺”恰恰掩盖了他真实的政治企图，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演化成一场葬送社会主义的“颜色革命”。

苏联政治家瓦·博尔金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变化有过仔细观察和深刻感悟，“我反复阅读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讲话、文章中关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的章节，以及关于我们的社会成就、我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论述，于是我发现了他的观点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他1988年以前的著作明确主张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一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者、普通党员以及许多关心政治问题的公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和工作了，可是，如果将几十年的成就统统抛掉也是巨大的损失，因为许多国家的劳动者所珍视的正是我们所取得的社会成就，许多国家也都尽量采用我们的正面经验。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全体苏联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反映的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立场，所以他们在国内的社会形态开始变换之前一直是支持改革的。”但是，貌似政治正确的“改革”却成了一场革了苏联社会主义命的惨剧，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化为乌有，“历史学家以后会搞清楚戈尔巴乔夫的立场骤然转变的时间和原因并对此作出解释。那么，总书记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前途的拥护者变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构想的推崇者的呢？我想，时间会使戈尔巴乔夫将他的观点、原则发生急剧转变的原因向世人做出解释的。当然，一个人不能像风向标一样随风转，我只同意一些分析家的结论：他当时已经身不由己。总书记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他们为他设下了圈套，他被迫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的和肉体的屠宰场，只有他一人从那里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当然，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中只是一个“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的被动者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是悲剧的重要推动者，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主动者。

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1936年苏联宪法第六条有关苏联共产党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的规定，并决定设立苏联总统职位。随后，戈尔巴乔夫被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第一任苏联总统。苏联第一位总统产生了，半年之后十多个加盟共和国相继产生了自己的总统。苏联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戈尔巴乔夫是这个变革的主要推手即导演兼主要演员，“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戈尔巴乔夫对形势没有明确的认识，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他的上台导致党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不仅如此，总书记还加快了党的垮台。千百万忠诚的共产党员信任他，选他为党的领袖，而对这些共产党员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他却第一个宣布与苏共脱离关系，第一个背叛了党，怯懦地抛弃了党，而且是当众公开宣布这一点。让历史去对这些事件和这种行为做出评价吧。无论国家的未来如何（我希望能是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未来），人们永远不会赞同领袖在艰难时刻抛弃党的行为。这就像船长率先抛弃正在沉没的船只，将军第一个逃离战场的行为一样。总书记最后的行为看来是受自我保护意识的驱动，但是不能说是出乎意料的。”

“改革家”戈尔巴乔夫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视为自己对国家的功劳和贡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下台前发表电视讲话，历数他的“伟大贡献”：“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我们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因此也尚未学会利用自由。尽管如此，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内农民阶级得到复兴，出现了私人农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农村居民、市民使用。生产者的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家活动、股份制、私有化方兴未艾。”“改革的发起者们渐渐地（如果按历史标准衡量则是很快地）发现必须改变苏联共产党的作用，终止它凌驾于国家和社会所有机构之上的最高级别职能，构建法治国家。在1988 年 6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我们成功通过了这一方针。正是从那时起，改革朝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前进，从此不可扭转。”戈尔巴乔夫不断宣扬他的“伟大贡献”，“国内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非官方组织，其主要的政治分野就是看谁‘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共和最高苏维埃推出了在政治制度中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起初，我认为总统制难以与苏维埃制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面对社会和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数个政党建立的形势，必须立刻加强政府的权威，特别是行政权或总统权的权威。《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废除。这样多党制获得了国家《宪法》层面的合法性。这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不出所料，同样一批左翼和右翼激进分子反对实现总统制，也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

三、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经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与近代中国面临的大变局完全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对中国来说，把握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在于如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离开这个根本点，变局就可能成为迷局和乱局。

（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的重大意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00年来，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伟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强党强国的根本。

（二）必须始终注重加强政治安全建设。

政治安全是国家第一安全，政治安全的关键要素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组织安全。苏联解体前，政治安全的重大风险体现在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干部思想普遍混乱，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普遍存在，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和党的组织面临巨大安全风险。这种安全风险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上的片面化、机械化和庸俗化。1990年10月，苏联托木斯克区委书记在苏共中央关于改革问题的全苏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上曾有这样一段发言，“因此我想讲讲这种，可能是不平常的状况。这种状况下不仅今天我们党存在，而是从1917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的。他不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人民文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导致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平庸陈腐的混乱状况，‘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镣铐’、‘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你们任何一位学者、工程师、大学生，他们除了说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之外，对马克思主义再说不出什么更好的东西了。这种口号今天还继续存在。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化和经济多元化的事实。我们还抱着这样的口号，简直是谬论。在1917 年这种荒唐还可以，但现在就不可忍受了。但是我想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智力水平就是如此，因而无法摆脱这种危机状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化、机械化和庸俗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整个社会逐步形成怀疑、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思潮。其次，上述安全风险还表现为“否定党的领导”思潮在党内普遍存在。有调查显示，苏共垮台前夕，约65%的党员赞成发展多党制，30%多的人认为，在苏共党内可以存在不同派别和纲领；1990年，约60%的党员赞成将“党组织”逐出工厂企业、军队、法庭、检查机关、内务机关和安全机关。这就表明，在苏联解体前，苏共在政治上处于极其被动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这个道理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经验，我们始终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重要经验。

（三）必须始终注重弘扬斗争精神。

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在新时代，如何弘扬斗争精神，如何开展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在政治上主要针对的是这些风险挑战：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风险挑战，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风险挑战，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风险挑战。应对好这些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始终注重弘扬斗争精神，这是因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切伟大成就都是通过伟大斗争取得的，伟大斗争是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实践内容和政治保障。

（作者：姜迎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八期）